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法师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佛学思想

圆瑛法师(1878-1953)与太虚法师(1889-1947)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为振兴佛教事业奉献出全部身心，而在佛学理论上又各有千秋的佛门双譬。 圆瑛法师十九岁(1896)正式出家，投福州鼓山涌泉寺，礼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次年，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二十一岁(1898)时，赴常州天宁寺，依治开和尚(1851-1922)学禅，二十六岁(1903)时又至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名敬安，1851-1912)和尚学禅。1906年，圆瑛法师二十九岁时，于宁波七塔报恩寺，拜谒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为第四十世，法名宏悟。

圆瑛法师出身宗门，为临济嫡传，在禅修方面有甚深的造诣和见地。后又参学天台、贤首教，亦深有所得。而在三十六岁(1913)时，法师于接待寺读永明延寿(904-975，宋初著名禅憎，首唱禅净并修)、莲池株宏(1535-1615，明末名僧，以净土念佛法门为归)的著作后，又归心净土。从此，法师力唱禅净双修，自力他力并重之旨。

上海圆明莲池念佛会缘启

关于这一重要转变，法师在1939年发表的《上海圆明莲池念佛会缘启》一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圆锳少业儒，冠入释，既受戒法，致力禅宗，复究教乘，游心讲肆。虽解行并进，每生死为忧。迨三十六岁，读永明、莲池二大善知识之著述，深信念佛法门，可以速超生死，疾趣菩提。由是禅净双修，二十余载，早备资粮，求生安养。专修净业，自行化他，遂着《劝修念佛法门》，分布诸方。”(《一吼堂文集》第43页)。

解悟与实践

圆瑛法师融通教宗，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他反复强调说，禅净二宗都是如来所说法，只因众生根机不等，故而施设有殊;所以，禅净虽有二名，其实一理，归元无二，不可有所是非。对于禅净二宗施设之殊，法师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如他说:“禅宗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人看一句话头，堵截意识不行，令见清净本然之心性。此为接上根者流，是圆顿修持之法，称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语此。”“净宗不论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无心，念到事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总之，“禅则独被上根，净则普被三根:禅则惟凭自力，净则兼承佛力”(《复闫退之居士垂问禅净二宗》《一吼堂文集》第91页)。

主要著作

圆瑛法师博览三藏，一生中弘讲过许多经论，主要的有:《佛说八大人觉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说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佛说仁王护国经》、《佛说盂兰盆经》、《首椤严经》、《圆觉经》、《大乘起信论》等。他在佛教理论上，从无门户之见，而主张各宗平等，性相通融。法师曾说:“余生平本无门户之见，初学禅宗，后则兼修净土，深知禅净同功;先学天台，后学贤首，乃知台贤一致;始学性宗，继学相宗，了知性相不二。今对密教，亦极信仰，固知显教是佛所说，密教亦佛所说。”(《劝修念佛法门》第52页)法师尝归纳佛法大旨，略述如下:“佛教以一心为宗，觉悟为要，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欢迎会答词(南洋吉隆坡)》《圆锳法师讲演录》第39页)因此，法师专注于佛法一心之研究，而称能解悟佛教大乘一心之理者为“解大理”。

法师揭《楞严》全经要旨曰:

“梵语首楞严，华文译为一切事究竟坚固。事依理起，法自心生，一切事法，究到根本源头，即是不生灭不动摇之真心。此心名为如来藏性，亦即首楞严定，人人本有，个个不无，为诸佛之心宗，是众生之慧命，乃万法之本体，实禅门之要关。十方如来，依而修之，得成无上菩提;一切众生，迷而背之，备受无边生死。佛以阿难请修佛定，妙奢摩他、三摩、禅那(原注:三定别名)，最初方便，故问阿难最初发心，破其无处非心无体。三番破识，破其全体是妄，欲令舍之;十番显见，显其彻底是真，欲令用之。此舍识用根四字，以为《楞严》要旨。”

以“舍识用根”为《楞严》要旨，是圆瑛法师的独到见解。而“舍识用根”的关键则是要“破识”、“显见”。

由此，法师继承达磨禅的传统，极大地发展了不离作用言性的“佛性”理论。

自宋代程、朱理学严厉批评佛教禅宗不辨心性、以作用为性以来，尚未见有如此明确坚定地以人人所具之六根性为佛性的论说，如法师者。历来所谓“颟顸佛性”之说，在法师笔下却是观点鲜明、清楚明白。这正是法师对佛性理论的重要贡献。

圆瑛法师在《楞严》教理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成就是当时佛教界所公认的，从而有“楞严座主”、“海内独步”等美誉。

圆瑛法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如他说:“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智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不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培风学校讲演》《圆锳法师讲演录》第43页)这段话充分地体现了圆瑛法师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求进的精神。

在会通世学方面，法师又更注重于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法师尝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心’，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原注:山名)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

与倡导佛学与世学会通相一致的，在圆瑛法师的佛教思想中，还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在天津居士林欢迎会上的答辞”，转引自《圆瑛法师年谱》第220页)又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佛教与世道人心之关系》，转引自《圆瑛法师年谱》第158页)这些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许多高僧大德们积极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的一个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

为宏法，法师不辞劳苦地奔走于海内外，宣讲于大江南北。他不仅为佛门四众弟子讲经说法，而且向一般社会大众，乃至军人，宣传佛教利生济世、挽救人心，提升道德的教理和宗旨。他尝以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种精神来概括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而他对此三种精神深入浅出的讲解，极有助于世人充分了解佛教的积极精神。这对于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健康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法师先后创办和主持了“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福州法海寺法界学院”、“槟城佛学研究会”、“上海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讲堂圆明佛学院”等，它对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宏法人才的培养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为利生，法师则更是遵循慈悲精神，先后兴办了“宁波白衣寺佛教孤儿院”、“泉州开元寺慈儿院”、“上海佛教医院”等，组织并主持了“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十六省水灾赈济会”、“上海灾区佛教救护团”以及“上海难民收容所”等大量的佛教慈善事业。

圆瑛法师佛学思想的核心是发挥“自性楞严”，而其一生则是实践“自性楞严”之典范。他不迷本觉，培植始觉，直探究竟觉，以禅净双修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他爱国爱教，宏法利生，慈悲方便，自觉觉他。今天，纪念圆锳法师，即当积极发扬与实践他的“自性楞严”的思想，并以此去化导和救渡那些至今尚迷执于妄识物欲而不能自觉的众生。